走近退休

在我出生的吴语地区，初见面问人年岁大小，是没什么忌讳的，张口就可以问“你几岁？”我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之后，就时有人向我提醒：只有对小孩，才能问“你几岁”，对成人是不能这么问的，尤其是对上了岁数的人，必须这样问：“您高寿？”不然，就有失恭敬了。

入乡随俗。此番忠告，我当然是照办了的。然而，这些年来，随着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离退休制度的实施，年岁竟然成了一个敏感话题，往往问不得了。尤其是对过了离退休年龄还在某一级领导岗位上“继续革命”的人，你若贸然问一句“您高寿？”兴许就会惹人不快，没你的好果子吃！

日前有朋自远方来，我问起他们杂志社的总编辑是否办了退休手续？没想到听到的回答是：“还在扯皮呢！说是身份证的出生年月不对，离退休还差一年，闹着让派出所帮他改年龄哩！”我一听，不禁哑然失笑。心想，此公何苦来呢？即使派出所帮忙，为他减去了一岁，可一年之后，不照样要交权吗？而这变着法子找回来的一年半载，等着接班的副手，就能让他干得顺顺当当、痛痛快快吗？真是想不开。

尽管这位临到退休才想起改出生日期的老总与我已相识多年，但此事是劝他不得的，只能由他去折腾。在我想来，他大小也是个作家，退了下来，有时间自由自在地写自己的东西，该有多好呀！可是，他不这般想。

无独有偶。去年，我还在编《作家文摘》时，有朋友推荐来一篇作家专访。文章写得不错，可就在临付印前夕，那位被访的作家打来了电话，叮嘱我一定把提到她出生年月的那句话删掉，并强调说，她实际是1939年出生，当年为了上什么军校，虚报了两岁。我立即明白了，若按原稿刊出，就意味着公开宣布她已到了退休年龄，而她还不想立马就退呢！

前不久，听人大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的传达，在谈到国务院机构改革时，老作家李风趣地说：“让立正就立正，让稍息就稍息。听从安排。”他的公开表态，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。是啊，人不能总是“立正”，该“稍息”就得“稍息”，不然，岂不活得太累了吗？

其实，想得开的人也大有人在。前些天有位同行从上海来京，送了一本她和她丈夫合著的新书给我。她兴奋地告诉我，目前是夫妇俩创作的黄金季节，基本上每人一年写一本大部头。她丈夫今年61岁了，前两年组织上要他当政协委员，还有一顶顶诱人的乌纱帽，他都谢绝了。去年他主动提出退休，组织上却因工作需要，予以挽留。而他，却巴望着立即退休，免却一切干扰，好回家安下心来著书立说。她本人今年51岁，如能提前退休，也是求之不得的事。我说：“你哪有51岁呀？根本不像。”她如实招供：“其实我和共和国同龄，才49岁。当年为了提前上小学，父亲给我多报了两岁。将错就错，到时提前两年退休，回家有写不完的东西，多棒呀！”可以说，她的心态与某些因不愿退休而试图减岁数的人截然不同。我觉得，像她这样充满自信的作家，退休之后的成就，或者说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，肯定要比现在大！至于个人的生活质量，也肯定会比现在高！此等好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受这位同行的情绪感染，联想到我自己，也觉得近二十年来忙忙碌碌，为人作嫁，哪有空闲静下心来认真读点好书、写些像样的东西呀？前些时，为组一部书稿，我去拜访著名老作家张光年同志，他就感慨地说道：“1985年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之后，我才真正取得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资格。”他是说退就真正退到底的人。除了党代会，几乎所有外界的活动、应酬，都谢绝出席，真正是“坐家”的作家了。前年开第五次作代会，他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的副主席，受巴金主席委托，主持五次作代会的开幕式，他宣布大会开幕，由下一届书记做报告之后，就潇洒地离开会场，回家去了。是啊，像他这样的大作家，写作计划排得满满的，如果把时间都耗费在行政事务或一些应酬活动上，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他个人来说，那该是多大的损失呀！当然，像我等文坛小卒，学识和才气都无法与他比，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也只有退休后才能真正取得资格，这一点，恐怕是一样的。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重要的，不在于你的职位有多高，官龄有多长，而在于你为人民写作，是否抓住每一寸光阴，倾注了一腔热血。

我离退休的年龄已为时不远。也就是说，我将成为一个全身心投入写作的“专业”作家了。那将是一次真正的心灵解放。可以坚信，我的作家生涯一定会比我的编辑生涯快活得多，也辉煌得多。60岁正点退休之日，也定然能成为我的一个值得欢呼的人生庆典。